革命的春天。克里斯托弗·克拉克著。艾伦巷;896页;£35。将于6月在美国由皇冠出版;40美元
在这本记录1848年前后事件的宏伟编年史的开头，克里斯托弗·克拉克承认，当他第一次在学校了解到革命时，他并没有热情。1848年是革命蔓延到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一年。由于组织松散的革命者联盟内部的争吵，以及反动的当权派的迟缓但残酷有效的回应，这场剧变的故事缺乏“救赎结束的时刻”。要清楚地描绘出当时发生了什么是很困难的，一方面是因为动乱波及了整个大陆，另一方面是因为引发革命的不满情绪各不相同。“复杂性和失败是一个没有吸引力的组合，”剑桥大学历史学家克拉克教授不无讽刺地承认。
为了解决这一复杂问题，他给每次起义的惊险故事留出了足够的篇幅，并将故事建立在一群令人信服的理想主义者、思想家、宣传家、愤世嫉俗者、冒险家、机会主义者和(通常是注定要失败的)英雄身上。至于失败，克拉克教授坚定地认为，在许多国家，革命是“迅速而持久的宪法改革”的先驱。他写道，这种骚动是“19世纪欧洲中心的粒子碰撞室”。人们、团体和思想都飞进其中，撞在一起，融合或分裂。”
在这个会议厅里测试的运动和思想包括自由主义、民主激进主义、社会主义、民族主义、保守君主制，甚至社团主义。1848年之后，欧洲迅速变成了一个非常不同的地方。即使是保守政权(如普鲁士)或专制政权(如法国拿破仑三世)也采用技术和行政手段来提高工人和资产阶级的生活水平。
1848年的挑战之一是找出导致2月和3月从一个城市蔓延到另一个城市的大火的原因。克拉克教授在书的开头用了一个令人痛心的章节，讲述了过去十多年来穷人的极度贫困。不断增长的人口和毁灭性的马铃薯枯萎病迫使饥饿的农民涌入城镇，流动工人和他们的家人生活在肮脏的环境中。孩子们被迫在危险的工厂工作。曾经相对舒适的工匠，如织布工，发现他们的工资被贸易和工业化压低了。
作家和分析家记录并公布了这一“社会问题”，其中包括两位法国医生安吉·古萨姆宾和欧格伦·博纳米;德国作家和活动家贝蒂娜·冯·阿尼姆;以及弗里德里希·恩格斯。最终，贫穷并不是点燃革命的火花。但它以绝望的城市工人阶级的形式提供了燃料。
第一次起义发生在西西里岛的巴勒莫，受到该岛“浪漫民族主义”历史的启发。但巴黎一如既往地激发了整个欧洲的革命热情。在巴黎，正是总理弗朗索瓦•基佐2月14日禁止了22日由共和党人和自由改革派组织的大型宴会，才使得之前温和的反对派走上街头。宴会是为了绕开禁止公众集会的禁令，是要求延长选举权的论坛。
随着骚乱的蔓延，不可避免的事情发生了。有人开了一枪;在汹涌的人群中保卫外交部的士兵惊慌失措，杀死了52人。当时事态以惊人的速度发展。克拉克教授写道，这是“解放广场时刻”。数百个路障竖立起来。国民警卫队的士兵拒绝开枪，而是拥抱他们的同胞。2月23日，基佐和他的内阁辞职。国王路易-菲利普退位了。25日，诗人兼政治家阿尔方斯·德·拉马丁宣布成立临时政府，建立第二共和国。
作者观察到，在几乎所有欧洲国家的首都，当局都为一场错误的革命做了准备——一场组织严密的起义，就像以前爆发过的那样。他说:“发生的事情还很不成熟。“这不是一种煽动性的阴谋，而是一种尊重和信任的减弱，以及一种意想不到的事业的出现——集会权——能够将不同的不满分子聚集在一起，至少是暂时的。”几周之内，奥地利最保守的总理克莱门斯·冯·梅特涅王子就逃离了维也纳。在数百名示威者被杀后，普鲁士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将军队撤出了柏林街头。皮埃蒙特-撒丁岛、丹麦和那不勒斯的国王都颁布了宪法。
但“暂时”是关键词。激进派、自由派、工人和学生组成的联盟是难以驾驭的。自由派担心过度动荡，但希望扩大选举权、集会自由、结束新闻审查、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并适度改善穷人的困境。另一方面，激进的民主主义者和工人们则准备拆毁这个无可救药的不公正社会的支柱。
随着革命者的分裂，保守主义势力恢复了自信，并愿意使用不受限制的军事力量和严厉的处决。在进一步的动乱和流血之后，到1849年底，革命基本上结束了。短命的罗马共和国被法国军队摧毁。匈牙利革命军被忠于哈布斯堡帝国的军队和30万强大的俄罗斯占领军摧毁。
“塔楼战胜了方形，”克拉克教授总结道。“等级制度胜过网络。权力战胜了思想和争论。”诗人罗伯特·勃朗宁几年前的悲叹是:“再也不要为自信的早晨而高兴!——这似乎适用于革命者。然而，正如这本精彩的书所示，他们的牺牲并非完全白费。
